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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的未来在哪里?

2020-10-06  点击:[]

 

多领域专家在线研讨:公共文化服务的未来在哪里?


转自 天津日报 20200428

原题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未来在哪里?

作者:本报记者 胡春萌


前不久,由中国文化馆协会主办的“文化馆事业发展的思考与讨论”线上论坛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开播。

 

来自全国各地的多领域专家以“疫情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影响的思考”“文化馆发展中的社会化问题思考”“公关文化服务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当前文化馆数字文化服务还有哪些提升空间”等为主题,面向全国进行在线直播交流。

 

疫情之下的文化馆

线下关门,线上开花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公共文化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有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网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全面发力,“线下关门,线上开花”。就文化馆领域来说,网上展示了大量的群众文艺作品、文化活动和艺术普及资源,出现了“云上文化馆”,一批艺术普及慕课上线,多形态、多载体、多样化。

 

中国文化馆协会副理事长王全吉在谈到全国各地文化馆在防控疫情时期的表现时表示: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次疫情期间,公共文化服务场馆闭馆,线下文化体验按下暂停键。这段时期,各地文化馆普遍开展数字文化服务,充分展示各地文化馆数字服务能力与水平。(一)创作传播专题作品,讴歌逆行医务人员。全国文化馆人和广大群众文艺骨干积极创作以“抗疫”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艺术形式丰富,作品数量众多,努力以文艺创作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文化力量。(二)为宅在家里的公众,提供数字文化资源。很多文化馆第一时间发布微信公众号推文,推出数字文化资源服务攻略。特别是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从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三级响应以来,各地文化馆工作重点从专题创作,逐渐转向数字文化资源服务,并且做得挺有成效。(三)根据公众文化需求,开展网络文化活动。疫情期间,全国各地文化馆策划组织网络文艺大赛,通过网络征集特殊时期家庭文化活动视频,如经典诵读视频、文艺表演视频、春节年味儿照片,进行网络文艺评奖,丰富广大群众宅家期间的文化生活。(四)发挥线上教学优势,尝试开展艺术慕课。一部分文化馆及时优化、升级数字文化服务,结合当前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灵活调整服务内容,充分运用网络新媒体,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就能随时享受到文化艺术大餐。

 

“突如其来的疫情,检验了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的硬件保障水平、数字资源储备状况和数字服务能力。”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国新说,“对公共文化领域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直接影响,具有冲击性、约束性,如场馆全面关闭、阵地服务全部停止;二是间接的影响,具有预警性、启发性,这种影响可能更多,更普遍。今天的公共文化服务已经彻底告别了一关门就没事干、没办法的时代了。这充分显示了近十多年我国大力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成效。”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总量和适用性需提升

 

综观疫情防控期间文化馆的网上服务,我们既看到文化馆人使命担当和积极作为,同时也看到,按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些文化馆数字文化服务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李国新认为:最为明显的短板是数字资源总量不足和适用性不好。

 

(一)关于数字资源总量不足。每个文化馆可能都有一些零散的数字资源,但整个文化馆领域还没有形成规模的、有行业特色的数字资源集群。有人说,在线群众文化、在线文艺作品就是文化馆干的事,没错,但并没有以“在线文化馆”去归并、去集中、去统领,至少说明在一般人心目中这类资源和文化馆还没有紧密地捆绑到一起,换一个角度说,那就是整个文化馆领域有行业特色的数字资源集群还没有形成,数字资源总量还不够多,规模还不够大。

 

(二)关于适用性不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内容上贴近老百姓生活、适应老百姓真实需求的资源不足。文化馆的数字资源以什么样的内容来满足公众常态化需求、提高适用性,这是在确立资源建设指导思想、总体设计时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第二,在形式上,文化馆的数字资源与移动互联相适应、体现行业特色不足。比如,不少文化馆在网上放了舞台演出节目、放了培训讲座视频,但一两个小时一场的演出、讲座,显然不适合一般人在移动终端上利用。

 

在谈到具体案例时,王全吉表示:我们欣喜地看到,具有现代服务意识、互联网思维的文化馆长、重视数字文化建设的文化馆更多了。然而也有一些文化馆虽然有自己的网站,有微信公众号,但这些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粉丝”不多,点击量有限,用户黏性不足,公众参与度不高,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运营能力还有待于提升。有了数字平台,那只是文化馆数字文化服务的基础,还需要在数字服务内容、活动策划、运营推广等方面下功夫。有一些文化馆数字文化服务缺少用户思维,网上推文没有体现新媒体的阅读特点,呈现在网民面前的是公文腔的文字;运营推广能力不足,缺少吸引“粉丝”的办法;如何针对用户需求,策划开展网络文化活动方面,缺少精准性;文化馆数字服务平台的社会影响力比较有限。

 

网络化服务如何衔接阵地服务

艺术普及慕课是很好切入点

 

“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化馆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服务,不是因为有疫情这样的非常时期才需要,它应该是常态化的,和阵地服务是双轮驱动、两翼齐飞的关系。从这次疫情期间文化馆网络服务的表现看,真正效果好的,都是平时数字化建设基础好、数字资源储备好的文化馆。”李国新说,“我有一个观点:文化馆应该成为古今中外艺术普及类资源的收藏中心、欣赏阵地和流通中心,面向老百姓免费提供古今中外艺术普及作品欣赏服务,应该成为文化馆的常态化、基础性服务项目。承担这样的社会功能和专门服务,首先应该有系统丰富的资源储备。文化馆应该建立常态化的通过面向市场购买扩大数字资源规模的理念和机制,要有资源建设规划,有资源购置经费,有资源管理人才,要形成馆藏资源体系和特色。每个馆都这样做了,对自身来说,可以拓展出面向公众的常态化艺术普及欣赏服务和活动;对整个文化馆领域来说,数字资源的规模就会扩大,存量就会增加;对事业发展来说,还可以带动面向文化馆行业的数字资源生产、相关装备制造产业,培育出一批服务于文化馆的产业主体、市场主体,有利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推动文化馆事业发展的格局。”

 

李国新特别强调了“凝练文化馆数字资源的特色”的重要作用:凝练文化馆数字资源的特色,形成社会认知程度较高的文化馆数字资源类型,是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文化馆数字资源建设的重要任务。

 

全民艺术普及慕课是具有文化馆特色的数字资源类型。首先是因为这种资源形式与文化馆面向公众开展艺术普及培训的功能相适应,简单地说就是把文化馆传统的点对点、面对面的培训课程搬到了互联网上,它是培训,是教学过程,内容有一定的系统性,不是随机讲座,不是单纯欣赏,不是随机活动,所以能体现出文化馆服务的特色。其次是因为这种资源形式与移动互联网络环境下人们的利用习惯、利用方式相适应,内容精粹、单元短小、表现形式丰富、具有交互性。第三是因为这种资源形式有利于促进文化馆服务方式、工作方式的变革与转型。慕课是一个教学过程,从课程设计到讲授到互动答疑都要求主讲人、课程团队全程跟踪参与。参与,就不是仅有专业技能就能胜任的,还需要有信息素养和基本的信息技能,这对业务干部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促进文化馆专业人才的知识更新和服务方式转型。

 

“对现有数字资源进行改造,是形成文化馆数字资源特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李国新表示:各级文化馆大都存有一批不同载体的舞台表演作品、群众文化活动视频、培训教学视频、艺术档案等数字资源。如果把这些存量资源按照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利用的特点、按照不同人群的欣赏特点加以加工改造,就会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形成一批特色数字资源。和资源的开发与建设相比,对存量资源的改造投入小、见效快,实现了资源的增殖,还可以锻炼、提高文化馆业务干部的信息技能水平。

 

引入社会化机制

整合各方资源擦出新的火花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问题已经从‘有没有’上升到了‘好不好’‘精不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等特点,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理念也需要不断转变。”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教授通过一些实际案例,强调了 “文化馆发展需要社会化”的重要性。

 

通过将分散的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加以整合利用,文化馆可以有效拓宽供给来源,从而向群众提供内容更加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例如,烟台市文化馆从20184月起实施“艺术烟台”公益文化惠民工程,陆续与全市100多家艺术培训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由培训机构提供场地和师资并向市民提供免费的艺术普及培训课程,到2019年初就已累计向群众提供近8万课时、68千余人次的培训服务。


近年来,各地文化馆积极探索以场馆资源“置换”公共文化服务,引入社会力量并开展合作,将文化馆的“独唱”升级为联合社会力量的“大合唱”。北京市东城区17个街道中:龙潭、北新桥、崇外、安定门、建国门、东华门、交道口、东直门、永外等9个街道的综合文化中心实行专业化社会化运营(其中建国门街道文化中心的第三方为保利集团下的演出公司,其他都为北京演艺集团运营),覆盖全区100个社区,文体中心与社区文化室覆盖比例分别为53%55%。其余8个街道文体中心由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运营,82个社区采取每年补贴5万元用于鼓励居民志愿服务或聘用文化组织员的运营模式。此外,为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弥补公共文化设施服务短板,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了一批如史家胡同博物馆、东四胡同博物馆、角楼图书馆等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空间。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有效壮大文化场馆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提升文化馆的服务能力。例如,美国拥有超过190万家的非营利机构和近1300万人的社会工作人员,有效分担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这场全球战疫中,许多国家也同样在积极推动文化艺术机构借助数字化形式,开展全新形式的文化艺术资源分享。近期,英国数文媒体部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联合出台了一项总预算1.6亿英镑的文化扶持计划。包括英国国家美术馆、大英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文化场馆已经通过网站推出了虚拟观展体验活动。萨德勒之井剧院推出了“数字舞台”计划,剧院通过官网免费向观众提供舞蹈演出的数字首演、影视剧编舞以及专业编舞领衔设计的舞蹈工作坊。在疫情的推动下,居民不再仅仅是借助网络渠道观看文化艺术资源,更可以享受到交互性更强的文化艺术体验。

 

在范周看来:文化馆的社会化发展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要进一步打破传统文化体制壁垒,优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措施。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辅的新型管理体制,也要营造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待遇、服务等方面创造宽松、良好的发展条件。

 

积极参与文旅融合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将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毕绪龙表示,“在这次疫情中,文化和旅游行业特别是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也激发了我们对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馆如何通过与旅游融合,创新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等问题,又一次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疫情把十几亿人居家隔离,阻断了实体空间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把所有文化和旅游服务主体,不分事业产业、不分文化旅游,共时性、无差别地“挤压”在了线上。“这个时候考验大家的是什么?是文化和旅游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的服务能力。”毕绪龙说。

 

从文旅融合的角度来说,公共文化服务是和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主体以企业为主的行业在融合,是由原来的为居民服务转向为游客和居民的双重服务。公共文化的社会服务能力提高了,才能具备与旅游融合的基础,才能够主动融入旅游、相互借力发挥作用。

 

在融合的具体路径上,毕绪龙谈到“着力推进艺术普及创新和旅游的融合,这是我们目前可以着力去探索的领域”:

 

一是文化信息和旅游信息传播的融合。权威、可靠、亲民的信息平台,导引作用极强。可以有针对性地构建本地“旅游文化景观地图”,做本地文化和旅游“看点导航”,发挥文化信息和旅游信息融合传播推广的作用。

 

二是通过艺术普及的故事化、生活化、场景化和旅游融合。也就是说,要把艺术普及活动本身做成系列文化旅游产品。比如在景区或本地标志性历史建筑、风情街、遗址遗迹等,把艺术普及和群文活动场景化;比如在重要节气、节日,把艺术普及、民俗活动还原到一条街道、一个小区、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有故事、有场景、有生活,当地居民爱看,游客也爱看。

 

三是参与文旅消费新空间建设。主客共享的文旅新空间是文旅融合新概念,下一步可以从游客服务角度进一步布局,使之品牌化和特色化。同时,也可以与景区、旅游企业等合作,在景区开拓文旅消费公共空间,一方面把艺术普及、非遗传承、群文活动在更美更好的空间里开展了,一方面活动本身又场景化了,本身又成为游客可观可赏可参与的体验活动。当然,还包括一些商贸文娱综合体等大型场所,也可以开拓这样的新空间。

 

四是参与文化旅游新业态建设。我们要抛开接受游客到馆内参观的思路,从动的角度来考虑,比如节庆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文化馆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比如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就可以朝着“乡村文化节庆旅游”品牌的方向走,街道、社区的各种文化节,从旅游服务的层面也可以培育出一些文化旅游新业态。

 

五是参与旅游文化建设。旅游文化既包括文明出行、文明交往、尊重目的地居民及其生活方式习惯、资源保护意识等文明旅游的内容,也包括旅游企业诚实守信、竞争有序、人性化服务、对目的地传统文化的尊重、生态资源保护等企业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建设为公共文化服务增添了新的文化责任和使命,也是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必不可少的补充。从旅游文化公共服务的长期性来看,文化馆(站)将来有可能承担起这一职能,成为一个文旅公共服务事业机构,招募文化和旅游志愿者参与本地旅游文化建设。 

 

上一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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